一直以來，我都很想用心理學的觀點，來為廢除死刑寫一篇文章，只是總是苦無機會。這次，特別感謝哲學之夜的公關，我的朋友瑀俐，託我為金哲之夜「囚生」寫一篇關於廢死的心理學文章，讓我有一個舞台可以發揮，在此特別表達我的感謝。我僅就這一篇文章，以心理學的觀點，為廢除死刑提出一些個人的見解。
Psydetective(龔佑霖)筆
關於死刑存廢的議題，總是在每一次的槍決執行，以及每一次的重大刑案發生時，被提出來討論，由此可知這個議題的爭議性，以及受關注的程度都是很高的。可惜的是，這樣的討論，往往流於一時情緒的宣洩，以及我群和他群之間的相互對立，對於理性客觀地尋找問題的解決可能之道，常常是毫無幫助。在本篇文章，我將透由心理學，將贊成廢除死刑的觀點，分成三個部分來闡述，為支持廢死提出一些思考方向。
每一次社會上發生重大刑案，許多人總是藉此抨擊廢死團體的姑息；但是，這些人殺人固然可惡，可是可惡之人卻往往也有可悲之處，我們若能過得幸福美滿，又何來殺人之動機存在？根據陳若璋[1]所提出的憂鬱症發病模型，促發憂鬱症的事件，往往只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而已，早在那之前，就有許多的因素，包含個人的脆弱因素、病前性格、認知因素等等，一層又一層的讓憂鬱症發病的可能性逐漸上升；同樣的模型，也能應用在死刑犯身上，在死刑犯犯罪前，那一個促發因素，不過只是冰山的一角而已，我們往往只看到了他們犯罪的那一幕，卻未曾去看過，在那之前，他們是受過多少的殘酷與痛苦。
根據FBI在1984年，整理歸納的36名連續殺人魔當中發現，這些殺人魔，大多是被虐待長大的，無論是受到精神虐待，或是性虐待，他們的童年是十分的悲慘，而這也和他們性格違常、精神疾患有著相關性，也使他們無法信任他人[2]。在《上帝的黑名單》一書中，有一名殺人魔，幼時甚至被母親打到一眼失明，甚至還禁止其就醫；另一名殺人魔，則被母親強迫穿女裝上學，受盡同學的羞辱。那一些慘無人道的童年經驗，無論是身體上或是心靈上，都是讓人難以忍受的；而這一些童年的脆弱因素，也和他們的前額葉萎縮有著相關性，前額葉負責掌管衝痛抑制，這樣的功能損害，也使得他們更容易鑄成大錯。
因此，我覺得把所有的責任，全都歸咎到他們身上，並且用一顆子彈來了結他們，是非常不負責任的作法，這等於是讓他們承擔了所有的責任，而他們所受到的凌虐與羞辱，卻完全不在我們的考量範圍之內──「他們得為虧欠社會的部分負起全責；而社會所虧欠他們的部分，則隨著他們的伏法而逝去」。
而台灣法律上，常常會用「已無任何矯治可能」來宣判一個人死刑，但是，這些人真的沒有任何的矯治可能嗎？在挪威有一個監獄島，名叫巴斯托伊。這個監獄島上，關著許多重刑犯，但與其說是關著嫌犯，不如說是讓他們重新培養重返社會的能力，典獄長是一位具有臨床心理學背景的奧尼．尼爾森(Arne Kvernvik-Nilsen)。他遵循著巴斯托伊島一貫的管理哲學──「給予受刑人責任感和信任」，來管理島上的69名受刑人。
這座監獄島上的，關過最有名的犯人，就是曾經奪走22條人命的殺人犯奧芬．奈瑟特(Arnfinn Nesset)，他服刑態度良好，在服刑14年之後出獄，從此隱姓埋名的生活著，至今沒有再犯。比起西歐國家和美國超過40%的再犯率，這座島上的再犯率只有16%，挪威政府更因為這座監獄的經驗而修改法律，讓刑期4年以下刑期的受刑人，有機會能夠在此服完所有刑期。
另一個可供參考的個案是台灣的鄭武松，他曾懷疑妻子和工頭有染，持刀砍死妻子與工頭，因而被判了死刑。在被判刑之後，他透過畫佛像找回了力量，在監獄中不斷地抄寫佛經，以及畫佛像，以求彌補他的過錯，也很慶幸能在等死的過程中，重新找回生存的意義；他也多次申請優先執行死刑，希望能夠早日了結，不願活在生不如死的等待之中。挪威的殺人犯奧芬．奈瑟特，以及台灣的鄭武松，這兩個改過自新的案例，都值得讓我們重新反思，殺人犯是否已無任何矯治的可能？還是因為一槍斃了他們，是最能省去煩惱，也最能順服民意的方式？我無法給出一個實際的答案，畢竟如果已經有了現成的答案，那麼就不會有這麼多爭議了；但是這兩個例子告訴我們，重刑犯確實是有被矯治的可能性，而這也是臨床心理學家未來可以研究的方向，期待有朝一日能夠得到一個明確的研究成果。
最後，一個國家法律明文規定死刑，帶給了我們什麼樣的意義？記得在鄭捷事件發生之後的那堂課，林以正老師語重心長地說著：「當一個國家明文規定死刑，其實就是作為一個社會榜樣，告訴我們以牙還牙、以眼還眼是法律明文贊同的；而這樣子的社會規範，真的是我們想要的嗎？這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地方。」
參考資料
[1]陳若璋未發表之論文研究。摘錄自「103-2 心靈洞察與健康」，錢玉芬老師上課講義
[2]盧春如(2006)上帝的黑名單：美國七大連續殺人犯實錄。華人版圖
留言列表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