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直以來,我都很想用心理學的觀點,來為廢除死刑寫一篇文章,只是總是苦無機會。這次,特別感謝哲學之夜的公關,我的朋友瑀俐,託我為金哲之夜「囚生」寫一篇關於廢死的心理學文章,讓我有一個舞台可以發揮,在此特別表達我的感謝。我僅就這一篇文章,以心理學的觀點,為廢除死刑提出一些個人的見解。
Psydetective(龔佑霖)筆
關於死刑存廢的議題,總是在每一次的槍決執行,以及每一次的重大刑案發生時,被提出來討論,由此可知這個議題的爭議性,以及受關注的程度都是很高的。可惜的是,這樣的討論,往往流於一時情緒的宣洩,以及我群和他群之間的相互對立,對於理性客觀地尋找問題的解決可能之道,常常是毫無幫助。在本篇文章,我將透由心理學,將贊成廢除死刑的觀點,分成三個部分來闡述,為支持廢死提出一些思考方向。
每一次社會上發生重大刑案,許多人總是藉此抨擊廢死團體的姑息;但是,這些人殺人固然可惡,可是可惡之人卻往往也有可悲之處,我們若能過得幸福美滿,又何來殺人之動機存在?根據陳若璋[1]所提出的憂鬱症發病模型,促發憂鬱症的事件,往往只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而已,早在那之前,就有許多的因素,包含個人的脆弱因素、病前性格、認知因素等等,一層又一層的讓憂鬱症發病的可能性逐漸上升;同樣的模型,也能應用在死刑犯身上,在死刑犯犯罪前,那一個促發因素,不過只是冰山的一角而已,我們往往只看到了他們犯罪的那一幕,卻未曾去看過,在那之前,他們是受過多少的殘酷與痛苦。
根據FBI在1984年,整理歸納的36名連續殺人魔當中發現,這些殺人魔,大多是被虐待長大的,無論是受到精神虐待,或是性虐待,他們的童年是十分的悲慘,而這也和他們性格違常、精神疾患有著相關性,也使他們無法信任他人[2]。在《上帝的黑名單》一書中,有一名殺人魔,幼時甚至被母親打到一眼失明,甚至還禁止其就醫;另一名殺人魔,則被母親強迫穿女裝上學,受盡同學的羞辱。那一些慘無人道的童年經驗,無論是身體上或是心靈上,都是讓人難以忍受的;而這一些童年的脆弱因素,也和他們的前額葉萎縮有著相關性,前額葉負責掌管衝痛抑制,這樣的功能損害,也使得他們更容易鑄成大錯。
因此,我覺得把所有的責任,全都歸咎到他們身上,並且用一顆子彈來了結他們,是非常不負責任的作法,這等於是讓他們承擔了所有的責任,而他們所受到的凌虐與羞辱,卻完全不在我們的考量範圍之內──「他們得為虧欠社會的部分負起全責;而社會所虧欠他們的部分,則隨著他們的伏法而逝去」。
而台灣法律上,常常會用「已無任何矯治可能」來宣判一個人死刑,但是,這些人真的沒有任何的矯治可能嗎?在挪威有一個監獄島,名叫巴斯托伊。這個監獄島上,關著許多重刑犯,但與其說是關著嫌犯,不如說是讓他們重新培養重返社會的能力,典獄長是一位具有臨床心理學背景的奧尼.尼爾森(Arne Kvernvik-Nilsen)。他遵循著巴斯托伊島一貫的管理哲學──「給予受刑人責任感和信任」,來管理島上的69名受刑人。
這座監獄島上的,關過最有名的犯人,就是曾經奪走22條人命的殺人犯奧芬.奈瑟特(Arnfinn Nesset),他服刑態度良好,在服刑14年之後出獄,從此隱姓埋名的生活著,至今沒有再犯。比起西歐國家和美國超過40%的再犯率,這座島上的再犯率只有16%,挪威政府更因為這座監獄的經驗而修改法律,讓刑期4年以下刑期的受刑人,有機會能夠在此服完所有刑期。
另一個可供參考的個案是台灣的鄭武松,他曾懷疑妻子和工頭有染,持刀砍死妻子與工頭,因而被判了死刑。在被判刑之後,他透過畫佛像找回了力量,在監獄中不斷地抄寫佛經,以及畫佛像,以求彌補他的過錯,也很慶幸能在等死的過程中,重新找回生存的意義;他也多次申請優先執行死刑,希望能夠早日了結,不願活在生不如死的等待之中。挪威的殺人犯奧芬.奈瑟特,以及台灣的鄭武松,這兩個改過自新的案例,都值得讓我們重新反思,殺人犯是否已無任何矯治的可能?還是因為一槍斃了他們,是最能省去煩惱,也最能順服民意的方式?我無法給出一個實際的答案,畢竟如果已經有了現成的答案,那麼就不會有這麼多爭議了;但是這兩個例子告訴我們,重刑犯確實是有被矯治的可能性,而這也是臨床心理學家未來可以研究的方向,期待有朝一日能夠得到一個明確的研究成果。
最後,一個國家法律明文規定死刑,帶給了我們什麼樣的意義?記得在鄭捷事件發生之後的那堂課,林以正老師語重心長地說著:「當一個國家明文規定死刑,其實就是作為一個社會榜樣,告訴我們以牙還牙、以眼還眼是法律明文贊同的;而這樣子的社會規範,真的是我們想要的嗎?這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地方。」
參考資料
[1]陳若璋未發表之論文研究。摘錄自「103-2 心靈洞察與健康」,錢玉芬老師上課講義
[2]盧春如(2006)上帝的黑名單:美國七大連續殺人犯實錄。華人版圖